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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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臺灣地區新冠狀病毒的確診人數已經正式突破一百人，這使得鋪天蓋而來的各項權變措施因運而起，這其中除了是啟動非國籍人士不得入境的管制措施外，也同步要求非得必要學生不可出國；連帶地，相繼於上一波的搶購口罩行徑，一般民眾更是瘋狂於民生物資的大量囤積，至於，攸關到百工百業的應變之道，更是想方設法於如何得以減少災損，藉此渡過生存的難關，就此而言，這當中關涉到從開學、上學到自主學習的權宜對策，更有它回應於包括分組上課、梅花座或全面停課等等彈性作法的論述思考。

簡言之，加強健康自主管理以及減少人群的距離接觸，當為一種面對疫情擴散之由下而上的己身保護措施，就此而言，以大專校院的停止到校上課抑或是改採在家自主學習的備案措施，便有它議論之處，這是因為：首先，全面停止上課的初衷用意，乃是在於避免因為在校園裡的人群接觸，所可能會出現的感染之虞，只不過，從不到校到居家隔離的相互串聯，此一側重在學生自身的自危意識和自為管理，這一點是有待商榷的，畢竟，從客觀風險到主觀風險以及從靜態風險到動態風險等等的風險辨識與風險管理，尚未內化成為包括新生世代在內的一種慣性認知基模，如此一來，不用到校聽課的時間管理、作息管理以及自主學習管理，就不應該對賭新生世代脆弱的心靈結構。

冀此，在這裡的思辨真義也不應該只是聚焦在遠距教學的技術性操作，而是除了停止到校上課外，有無通盤檢討目前校園裡相關的防疫管制措施，究竟有無出現運作失效的執行不足之處，就此而言，用以檢視所謂「自主學習」的真義，也就不應該只是單純限縮在不到校上課的在家線上學習，而是一種帶著走的應變能力，要如何在課堂教室、社團活動、打工場所以及居家宿舍等不同的生活環境，有所應變和權變於各種可能的突發情狀況；連帶地，揆諸於大學生的人口族群，早已是將到不到校和上不上課，視為某種基本的學生權益，至於，這其中到校或上課與否的自主權益、自主能力及其自主責任之間的衡平關係，卻是並未被納入以成為新生世代公民德行的素養內含，如此一來，攸關到分組上課、梅花座以及全面停課的因應對策，是有它更進一步的思忖之處，特別是不同決策選項背後的外部成本考量。

對此，相與對應的選項決策思維，是有它多元的發想思考，這其中包括：

（一）維持校園裡往昔的正常運作，一方面尊重大學生是否到校或上課的自我決定，特別是放寬處理防疫期間的出缺席記錄；另一方面則是強化校園裡的防疫措施，彈是，也不是將預備性質的防疫舉措，無限上綱於每位學生都即將染病的檢疫隔離。

（二）學校僅作所有生存或生活環境的其中一個環節，因此，絕非是將學生阻絕於校園教室之外，便可迎刃而解於疫情的有效防堵或避免加惡擴散，就此而言，除非是採行全面戒嚴的居家式閉關隔離方式，否則，不到校停課的定調決定，是否也要有相較完整的配套措施及其成熟的公民素養，這一點的預期或非預期性發展後果，更是需要提早思索所應該要有的效益評估機制。

（三）攸關到梅花座、分組上課以及全面停課的權宜措施，一方面是以修課學生的總數為其参數的門檻，係採行60人、80人或是100人的修課人數為準？係為全班分成兩組以隔週上課，或是分為四組一個月來校上課一次即可？還是上課應出席人數的教室座位安排，有無達到執行梅花座編排的有效阻絕效果？

（四）最後，即使是祭之於全面停課的必要之惡手段，也不應該只是侷限於如何補滿為期18週的一學期基本要求及其相與關聯的成績評核標準，而是如何因勢利導於全面檢視或檢討大專校院的養成教育，究竟是潛藏那些失能或失靈之處，畢竟，四年為限的學習生涯，舉凡從課堂到圖書館、社團、打工、師長、同儕抑或是一般他人，處處充滿著學習元素的蛻變能量，如此一來，順勢宣布全面性停課，並於七月份才開始恢復上學或是回歸到師生之間的自主『教—學』管理，是存在著另類選項的反向思考。

總之，疫情大作戰裡之分組上課、梅花座或全面停課的權變措施思考，所糾結的乃是：從風險辨識的「自覺」、到校上課的「自決」到學習成長的「自主」；從自我決定的「自主權益」、權衡利害關係的「自主能力」到後果自負的「自主責任」；以迄於從國家機器或學校當局的「霸權」、民眾自身或教職老師的「還權」到學生權利義務對稱的「減權」或「少權」等等的綜融思辨。

（本文並同步刊登在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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