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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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於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延燒的各項停損止惡措施,但是,卻也傳來某婦人因為還錯健保卡而飆罵社區藥局的女藥師,乃甚至要求該名藥師下跪磕頭道歉,雖然,事情已經正式進入司法程序,但是,此一情緒對決的背後,卻是隱含從口罩實名制的更迭演變到社區藥局的功能定位諸多的思辨論述。

誠然,約莫近二個月前,正當武漢肺炎蠢蠢欲動之際,祭之於的卻是以穿戴口罩來進行抗疫作戰的權變措施,這是否有出現將「防疫檢疫化」的戰略失調誤判,本該有它值得商榷之處,畢竟,疫情爆發之初,理當是要決戰千里以阻擋境外人士抑或是對於高危民眾的有效隔離,而非是將全民視為馬上會染病的標地對象,以至於任由口罩搶購風波,惡化成為某種的社會脫序現象;連帶地,接踵而來之搶購口罩的全民運動及其改由國家接手的實名制,更是讓疫情的調控機制被簡化為穿戴口罩和測量體溫的單一化約主義,如此一來,可以預見到的是:日後還是會出現不同編號的口罩購買實名制,以讓「口罩全民化、全民口罩化」成為抗疫的唯一因應準則。

事實上,單就實名制1.0到2.0的更迭,無論是戰略或是戰術的範疇與操作,都有它的議論之處,對此,1.0版本的推動上路,是否有考量到一般民眾的上班不便,而讓家中長者當街排隊以曝露於可能染病的風險環境之虞?再則,藉由網絡科技的2.0版本,終究還是要面臨到每周一次重新下單的搶購迴圈,更遑論於從1.0到2.0的版本轉換,不變的還是有迫切需求者,不一定能夠順利購買到及其口罩配置不均之整體資源分配的結構性難題,以此觀之,是演變而非演進的1.0到2.0實名制,就不能只是限縮在從實體藥局進化到網絡世界的購買通路上,而是如何扣緊不同人口對象的「分類」和不同危險程度的「分級」,以思考口罩如何確切購置和有效分配的基本提問,更非是想方設法藉由不同的管道,像是健保卡、出入境、財稅等資料的勾記串連,以讓個人的相關資料無所遁逃於天地之間,此一有可能踩踏到比例原則的個人資料保護機制,將會是資料曝露之後的一項尾大不掉課題。

至於,從早先的超商到藥局的購買措施變革,癥結點也不在於購買的通路設計上,而是此一背離供需原則的市場運作法則,其所造成的四起民怨,就不全然只是聚焦在口罩的能否順利購買,而是從能否買到的有無,以進一步延伸到從幼幼口罩到兒童口罩、成人口罩、聽損者透明口罩等等不同需求屬性的確切滿足;連帶地,如何針對社區感染、社區擴散的提前布署,以思索包括藥局在內的在地社區中介資源,如何讓防疫、防疫物資及其防疫作戰,得以有效地決戰和阻隔於社區之外,無疑地,從這個角度切入,「分階」與「分段」的防疫工程,就不能只是被過度放大在口罩的購置或確診的人數等等枝微末節的工具層次上?

最後,採借可近性、可及性、整合性、便利性以及可接受性等等服務輸送的運作優勢,也使得這一波改弦易轍的實名制度,健保藥局著實扮演舉足輕重的關鍵角色,只不過,勞苦功高的同時,更是要去正視藥局所相與衍生的實作困境甚或是長期以來的結構性限制難題,畢竟,盈虧自負的藥局,謹守的還是市場生存的不變法則,因此,與其是祭之於道德勸說的大力相挺,倒不如積極規劃應有且合理的誘因條件及其擴充從藥方調劑到藥事服務以迄於長期照顧的中介平台機制,就此而言,從口罩實名制到社區藥局的角色定位和功能運作,宜是要有通盤的觀照視野,特別是正視「社區藥局」背後分紓差異的生態環境,比如說:改由到藥局購買口罩,固然有可能因為來客量增加或是提升藥局形象,而讓藥局的業績有所受惠,但是,從前置作業到集中時段的人力布署,相關的隱藏成本,國家機器是否也要有積極性差別補償的配套措施。

畢竟,很多一人式的家庭藥局,因為包口罩、分口罩和賣口罩的繁瑣工作,而影響到處方簽的調劑業務及其原本就是頗為吃緊的人力負荷,更遑論於後來醫院紛紛成立所謂的『慢簽得來速』,鼓勵民眾回醫院領藥,而讓藥局的處方簽下降,顯然,此一不甚友善的搶食行徑,除了導致藥師們的抱怨連連外,更加顯現藥局或藥師作為國家抗疫作戰成員的一分子,如何兼顧到所應該要有的尊崇和報酬,更非是變相淪落成為道德加給的廉價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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