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宜聰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研究生）

 

基本上，自中國傳統以來，婚姻本來就不是一項平權或是均權的概念，只不過，就我們所理解的過往歷史政治裡，婚姻本身已然是一種價值或價格的交換過程，例如所謂門當戶對等觀念，然而，所衍生出來的小至兩人之間往後的互動關係，或是兩個家庭、家族，大至是兩國之間的互動連結等等，像是唐朝文成公主的歷史故事等，因此，從歷史的角度來切入，我們所見到的婚姻而言，就某些層面來說，已經轉變成一種為了利益關係的兩端，去形成一股相對之間對價關係的選擇，然而，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多數還是男性優於女性，相形之下的歷史故事，反而是會讓人印象深刻，比如梁山伯與祝英台這樣傳唱已久的愛情故事。

冀此，傳統的社會文化中，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刻板印象，同樣地也導致在其選擇配偶的過程中，男性所重視的是女性的外表或是生育能力，並且被要求須完備傳宗接代的任務，至於，女性則是因為在養育子女上負擔了較大的角色期待，因而，希望有著持續性的成熟關係，因此，在乎的會是男性的經濟能力、社經地位等，所以，在我國的社會文化當中，對於婚姻的概念上，所擬定的基礎思維，都是立足在滿足對於未來生活上的穩定度以及維持生活的重要性，然而，這樣的論述思維，並不表示婚姻完全是建構在對價關係的層面上，而是實質去深究婚姻的本質，特別是將婚姻全然建構在愛情之上，可能要去面對一些挑戰和質疑。

事實上，現代的婚姻關係多數仍然是強調建構在兩情相悅的「愛情」基礎之上，不過，必須強調的是，這些僅是轉型後的多數想法，畢竟，現代婚姻關係的轉變，業已將婚姻兩端的彼此，在角色和觀念上，拉到相對比較均權的位置上，當然，這樣的觀點對於跨國婚姻來說，可能在觀念上仍有許多需要重新思量，對此，跨國婚姻之於婚姻關係，大致上可以分為功利型婚姻和內涵型婚姻（李紹嶸、蔡文輝譯，1984)，前者的功利形的婚姻係係以交換作為基本動機，購買婚姻也屬於這一類型，至於，內涵型的婚姻則是建構在伴侶之間的親密與感情關係，雙方係以對方的幸福為其價值衡量的標準。

不過，值得留意的是，婚姻的關係並非是全然歸屬在功利或是內涵，而是兩者雙方之間的互動關係連結，其形態也不是永恆不變的，自當是會隨著雙方的適婚歷程而有所轉變，以臺灣的現況，男女交往風氣、自由戀愛的氛圍開放之際，婚姻的自由度或者是說個人對於婚姻選擇的自主性，亦已逐步攀爬，不可諱言的是因為整體經濟環境的相對影響，而當代讓臺灣的結婚率日益下滑，間接地影響到新生嬰兒出生率的下降。

1987年解嚴之後，臺灣增加了更多國際交流互動的機會，90年代東南亞經濟弱國家，開始輸送其國內勞動人力到臺灣，甚至是透過婚姻仲介的方式，讓外籍通婚逐步形成一種發展趨勢，而這種購買式婚姻模式更是建構在不對等的社會、經濟結構，更是讓原本兩性不均等的情形，更顯惡化；再者，雙方透過婚姻仲介的運作機制，男女雙方的資訊並非是完全透明化，且沒有任何監督機制，致使這項婚姻的媒合，無非就是一項商品化購置與買賣的交易行為，以此觀之，雖說是想去處理臺灣男子找不到婚配對象的難題，並且理出一項解決生育率下滑的可行方式，但是，這反而是衍生出來更多的社會議題。

准此，在跨國商品化的婚姻結構底下，針對逐步衍生的社會議題，大概可以有如下的議論；首先，就跨國婚姻的接受度來說，對於新移民婚姻及其所婚生的子女來說，往往還是有另眼看待的社會價值；再則，在短期就必須決定婚配之下，限縮於沒有感情基礎下的關係結構，女性的一方多數被視為解決在生產力與勞動力的需要，臺灣男性則是擁有相對較高的監控度，這使得原本已然是微薄的信任關係，更是多了一層懷疑，以讓彼此間的情感建立更不健全，至於，面對婚後的文化適應、語言適應、生活適應或是婚後的子女教養議題，乃甚至本來就要面臨的貧窮議題，多少是讓原有婚姻與家庭的經營難題，更為加劇、惡化。

面對這些不爭的客觀事實，社會仍需要有不同的發想思維：首先，目前的跨國婚姻情形已經是相當普遍化，尤其是在臺灣的中南部，因此，應該是從社會文化的情結上著手，以個人的淺見，我國政府在相關政策以及行政策施方面，似乎已經是盡量思考到可行的範圍，但是，這些的政策會規範是否能夠具體落實？是否能夠減少原本根深蒂固的社會歧視？坦白來說，至少在我們這個世代仍然還是無法妥善解決，所以，在認知基模上，我們需要反思的，主流社會依舊是踩在高處去去看待跨國婚姻這件事情，也就是說，倘若認知教育的觀念充權還是無解的，充其量只是透過多元模式去減緩新移民婦女的被歧視感，僅能在形式上進行詮釋與解套，因為無論如何，「foreign」仍舊是「foreign」。

其次，目前的跨國婚姻行徑，雖然已經是一種常態性的存在，但是，我們亦有必要重新去思考該項以仲介型態為主之跨國婚姻的必要性，如果存在的意義是為了解決在臺灣男性沒有婚配對象的議題，這應該也是整體社會氛圍的肇因，特別是整體社會經濟的環境因素使然，這使得低社經地位或有特殊照顧需求的個人，為了完成「婚姻」這項重大生命事件的文化性期待，而刻意促成的婚姻關係，但是，就其之後所可能產生的衝擊影響，包含生育率是否就真的提高？而新生嬰兒數量增加之際，是否意味著教育、養育等配套措施的同時到位？還是必須要付出更多的社會成本以收拾可能的諸多善後？

最後，因應新移民的客觀事實，包含婚姻媒合、在地生活、文化包容、權益倡議等等之舉，相信都已陸續執行，然而，在執行面上可以有另依不同的思考，那就是：在國籍認可部分，目前跨國婚姻可以透過居留的方式先辦理結婚登記，後續並透過一定時間的居留、出入境等相關程序後，才可取得我國之國籍，然而，假如換一個角度而言，是否可以讓歸化國籍這件事情先獲得認可，在婚姻組成之前先完成國籍歸化，並取得我國相等的公民權利之後，才可登記婚姻關係，在這樣子概念底下，如同之前所述，在基本文化概念上仍舊沒有妥善的翻轉，但是，卻可以對於歸化入籍者，享有實質的公民權益保障，這點的翻轉固然是需要更多的配套方式，不過，卻是可以思考的一個想法。